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涂凌波、硕士生刘梦青认为:虽然平台化的技术驱动带来新闻业的创新行动★★★,但平台的流量本位逻辑★,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传统新闻生产的专业规范和职业精神★★★,带来新闻泛化乃至平台“去新闻化”的现象和问题。
媒体不能做好好先生,更不能做南郭先生,而要做冲锋上阵的战士,承担起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这意味着媒体要坚持党性原则,保持政治定力,遵循新闻传播规律,继承和发扬优良新闻工作传统,不断塑造其价值观和品格★★★,把提高新闻生产的原创能力放到更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多生产能够在互联网这一舆论场上具有引导能力的产品,做好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新闻信息不再局限于呈现严肃的议题和公共事件的全貌,相反,泛化的新闻信息不乏家长里短的生活琐事、新闻要素残缺的泛娱乐化内容★★★,经由“自媒体★★★”包装后以★“民生新闻”的面貌出现。这样的泛新闻信息多以夸张醒目的标题★★、强烈直接的冲突★★、贴近生活的主题等形式出现,以对话而非报道的框架传播信息,一度成为通行于社交媒体的流量密码。生活在信息严重过载的时代,受众却越来越难以接近高质量★★★、有价值的资讯★。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姜华认为:随着传播技术体系的扩充和世界加速图像化、影像化的步伐★,一种新型的私人化知识——“拟新闻”出现了。所谓“拟新闻★”,是指一种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新闻属性但与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又具有较大差异的信息文本。与传统新闻强调客观、公正★★、中立等理念★★,追求事实与真相不同★★★,“拟新闻”看上去“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也就是说,它与传统新闻既有某些方面的相似,又同时存在较大差异。
南京师范大学数字与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吴静★、博士生王元钊认为:传统媒体需要利用自己的信源优势★,在“事实”的★★“真相”的权威性上提供不可替代的选择。一方面★,可以利用数字传播平台精准匹配用户需求的算法机制和大数据分析、提炼方式★★,理解不同层次用户的差异化信息需求★★★,并为之制作相匹配的传播内容;另一方面,这种差异化匹配原则需要诉诸健全的个人表达和社会性共识,并辅以自由准入/准出机制,通过社会与舆论共同监管,破解“算法黑箱”所衍生出的算法歧视和信息茧房等问题★。传统媒体还可以发挥传播相对“滞后”、但制作精良的优势★★★,对于社会热点问题提供跟进和反思的空间和平台,引导受众进行深度思考。
对于平台型媒体而言★★,重返新闻逻辑并不是要专业的严肃新闻在供给量上取胜、要求所有新闻信息都回归严肃的新闻语态★★,而是要让真正有价值的新闻被生产和传播★★★,发挥其社会功能与作用。平台不应任由泛娱乐化内容无孔不入地侵蚀严肃的专业新闻★,而是要改善严肃新闻在数字媒介中严峻的生存形势★。
平台型媒体的“去新闻化”现象有两种表现★★★。首先表现为深度报道相对缺乏★★★,调查性报道的数量和质量呈下滑趋势。其次表现为旧新闻的“新闻化”,网络媒体出于追逐热点而传播旧新闻的现象加剧“去新闻化★”。
资本与技术共同建构的新秩序,暗含着对原有价值法则的侵蚀力量,有的专业媒体在注意力经济的压力下逐渐屈从于社交媒体法则★★★,媒体机构的业者以道德信念为基准作出的理性判断与价值选择替换为量化符号的数据阐释,以此争夺被抢占的注意力阵地,这加剧了主流话语权力的式微。
“去新闻化”指的是平台型媒体在内容生产时,不再以新闻的生产与传播作为重心。★★“去新闻化”有两点特征★★:从内容生产者角度来看,严肃新闻的供给不足,生产能力弱化;从平台用户角度来看,用户对严肃新闻的感知和关注度弱化。
九论:在数字传播平台成为人们主要信息获取渠道的当下,传统媒体的转型出路何在★?
伴随智媒时代的到来,以算法★★★、智能机器为代表的非人类行动者作为重要构件嵌入新闻生产链条,与人类行动者共同对新闻产品的呈现形成影响,进一步引发了关于新闻主体性、伦理责任归因等问题的争议★。
发挥权威性优势、加强可供性渠道是传统媒体转型必须同时重视的两个方面★★。这既是传媒自身发展的根本基础,也是在新的历史和技术条件下对于主体能动性和关系交互性的要求★。这就要求传统媒体在保持本身主要特征和优势的同时,精准把握数字时代的传播特征和用户心理,在多元并进的传播实践中开辟建设性出路。
具体而言,“拟新闻”有如下较为突出的特征★★★。首先,“拟新闻”大大弱化传统新闻中的公共性意涵,使这种信息文本呈现为典型的“私人化知识”。其次,“拟新闻”更多地呈现为信息断片,而非具有一定系统性★★★、可理解的知识★★。再次★★★,★★★“拟新闻”已经脱离新闻的指向性,沦为“所指”的漂移与变异。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詹新惠认为:这其中的一个核心点在于平台在技术★★、用户的加持下具备了公共价值属性。平台的社交属性和高参与度是成就平台公共价值的关键。平台的公共价值在平台与内容创作者“共谋★”之下产生了公共力量。平台一旦具备了公共价值和公共力量★★,就意味着用户对平台的认同和肯定,也意味着平台拥有了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能够向内容生产者提出条件和要求★★,能够用流量控制决定内容生产的方向。
当前,商业传播平台的运营逻辑正在改写内容生产、传播规则★,媒体的新闻报道亦深受影响。一些受众抱怨“鸡毛蒜皮成为主流新闻”★,对“一惊一乍、毫无营养、猜不透就不告诉你型”标题党式做法表示反感。青年记者杂志2023年第16期聚焦★“新闻的泛化与重振★★★”,邀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姜华、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詹新惠、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涂凌波★、南京师范大学数字与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吴静★★、中国教育报编委张树伟等★,就这一话题进行探讨。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詹新惠认为:平台对新闻生产的最大改变在内容生产主体层面★。无论是门户网站的聚合、搜索引擎的抓取、算法的早期资源池★,依托的都还是原创的新闻内容和传统媒体的信源,形成了媒体提供内容★★★、平台聚合内容★,媒体负责生产、平台主导传播的格局。但是,自2014年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平台推出头条号之后★,这一格局被打破了,互联网内容生态系统也被彻底改变了。由此★,平台掌握★★★、拥有了新闻内容从生产、传播、互动、运营到反馈的全产业链,将自己打造成了内容生态平台。
专业媒体要站在社会责任角度探索适应平台环境的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通过研究平台的算法和推荐机制提升内容的质量和吸引力★★,通过跨平台传播扩大内容的影响力★,通过与平台合作推广有价值的内容。但是★★★,媒体也要用专业精神、职业素养、机构公信来反向影响平台★★,帮助平台建立有效的内容管理机制,遵循新闻职业道德和新闻伦理规范★★,带动媒体型平台走向职业化、专业化★,最终实现双向奔赴。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姜华认为:对于新闻而言,世界加速图像化、影像化的直接且明显的结果,是非新闻类信息的急遽膨胀大大挤压了新闻的社会存在空间★。从全球范围内看,对新闻产生直接影响的是信息平台与短视频的迅速崛起。短视频当然也可以成为新闻的重要传播媒介★★★,但不容忽视的是,短视频所传播的信息产品★★★,更有吸引力且数量更多的是非新闻类的信息★★。信息是吸引公众注意力的引擎,若没有了信息★★★,注意力也无从谈起,注意力只有在流动的信息中才能存在。非新闻类的短视频所提供的非新闻信息,已经借由各式各样的平台弥漫到当代人日常生活的全时空之中★★★;尤为重要的是,即使公众不真正消费短视频中的非新闻信息,海量短视频本身就是一种信息化的存在,它与短视频提供的非新闻信息一道,分流了公众的注意力。在公众注意力有限的情况下,新闻信息与非新闻信息构成明显的此消彼长的直接竞争关系。当下新闻实践面临的情况恰恰是,世界图像化、影像化的加速,衍生出诸如短视频这样的层出不穷的信息传播通路★,而后者中非新闻信息的扩充又压缩了新闻存在的时空,这已成为当代新闻面临的严峻挑战。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明、硕士生马源认为★:在社交媒体的语境下★★★,新闻实践的职业门槛降低★★,缺乏媒介素养和新闻专业知识★、技能的用户广泛参与到新闻资讯的生产与传播中,去权威化、去仪式化的传播格局造成了新闻实践的泛化现象★★★。由于社交媒体和新兴媒体持续挤压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新闻实践加速向大众日常生活下沉,原本严肃的新闻逐渐让位于情绪化、娱乐化的信息碎片,理性客观的声音被淹没在众声喧哗的舆论场★,主流媒体陷入“边界失守★”的窘境★★★。在新闻实践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泛化表现为流动的职业身份边界、模糊的新闻产品界定及游移的价值判断坐标。
中国教育报编委张树伟认为★★:纠正★★★“流量至上”倾向,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重塑媒体人的品格和媒体品格。流量本无原罪★★,问题是在追求流量过程中发生了价值偏离,把作为发挥影响力手段的流量当成了新闻价值评价的标准。要扭转这种倾向,需要从三个方面着力:以高度的使命感警惕“流量至上★”倾向的风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反思和规范媒体新闻实践★★;聚焦公共利益★★★,重塑媒体人的品格和媒体品格★。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明、硕士生马源认为: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人本理念与主流价值的回归★★★,厘定新媒介环境下新闻实践的边界★。为此,主流媒体有责任为所有新闻主体提供示范,努力促成公众与优质新闻的双向奔赴★★,引领新闻实践重回正确的价值轨道★。此外,身处公共传播领域的商业传播平台和“自媒体★★”也要一道承担起社会瞭望者的责任★★,为实现新闻的公共善而共同努力★。公众更需要保持足够的理性与客观,避免被情绪化的声音和错误舆论所裹挟★★★。唯有在变迁的媒介语境中保持专业定力与传播良善,让新闻实践重返理性与正义,最终才能迎来向上向善的数字新闻实践新秩序。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涂凌波、硕士生刘梦青认为:需要重返新闻逻辑。良好的平台内容生态需要有一定占比的严肃的★★、反映客观现实的新闻,这理应成为平台内容中重要乃至关键组成部分。毕竟,平台型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声誉归根结底是以专业的、职业的、严肃的新闻报道作为支撑★★★,而不是依靠娱乐资讯★、软文广告和碎片化的信息与观点。
职业化的机构新闻组织不能为了流量降低新闻标准,滑向低水平的“拟新闻”★,而应该以自己的新闻理念和规范操作对社会公众的新闻实践起到指引作用。